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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江經濟帶城市環境可持續性政策的經濟成效與適用性研究

發布時間:2019-06-22所屬分類:經濟論文瀏覽:1

摘要:基于文獻梳理,城市環境可持續性政策的經濟成效不能用單一的線性模型進行解釋,可能受到政策屬性和經濟發展階段的雙重影響。通過對城市十三五規劃文本進行開放性譯碼,實現了城市環境可持續性政策實施力度的定量化。以此為基礎,建立了包含不同經濟發展

  摘要:基于文獻梳理,城市環境可持續性政策的經濟成效不能用單一的線性模型進行解釋,可能受到政策屬性和經濟發展階段的雙重影響。通過對城市“十三五”規劃文本進行開放性譯碼,實現了城市環境可持續性政策實施力度的定量化。以此為基礎,建立了包含不同經濟發展階段和不同政策類型的門檻模型,定量分析了長江經濟帶地級及以上城市環境可持續性政策的經濟成效。結果表明:不同類型的環境可持續性政策具有不同的經濟成效,宜居環境政策、綠色經濟政策的經濟成效受到城市經濟發展階段的影響。總體上,處于經濟發展初級階段的城市應略微偏重于綠色經濟政策和生態社會政策,處于經濟發展高級階段的城市應偏重于宜居環境政策和生態社會政策。

  關鍵詞:環境可持續性;城市環境政策;經濟成效;門檻模型;長江經濟帶

黑龍江環境通報

  近年來,以城市為主題的環境可持續性研究熱度持續增長,世界各地的城市政府也實施了多種環境可持續發展政策和行動。理論與實踐的相互促進推動了相關研究的快速發展,環境可持續性政策的內涵越來越豐富,從傳統的環境修復、末端治理衍生出綠色新政、生態公民等新形式,旨在調集全社會力量共同謀求經濟與環境的協同發展。然而,環境可持續性本身的多元性和復雜性使理論研究和實踐探索呈現出很多不確定性,其中較突出的矛盾在于:實施環境可持續性政策對城市經濟產出的作用效果存在矛盾,一些學者相信環境政策可促進經濟—環境的雙贏,一些學者認為環境政策可提高環境效益并降低經濟效益。這一分歧表明,城市環境可持續性政策的經濟成效不能用單一的線性模型進行解釋。

  本文根據政策目標區分環境政策類型,采用政策文本分析法對城市層面不同類型政策的實施情況進行定量化,在此基礎上建立門檻回歸模型,考察不同類型的環境可持續性政策在處于不同發展階段的城市經濟成效有何差異,進而發現不同政策的適用性。

  1文獻綜述

  學界一直在爭論實施環境可持續性政策對經濟增長的影響。一些學者發現,環境政策會提高理想稅率,增加企業成本,使資本的報酬率減少,因此不利于經濟增長。Elíasson、Turnovsky[1]考察了存在環境污染的情況下環境政策(污染稅、排污權交易、直接管制)對經濟增長的影響,結果顯示嚴格的環境政策會使資本的報酬率減少,不利于資本的累積,進而導致經濟增長率下降。由于污染稅、排污權交易能讓個體正確地衡量市場的資本報酬率,而直接管制卻不行,所以使用污染稅或排污權交易優于直接管制。

  Joshi等[2]的實證研究顯示,環境政策不僅給企業帶來顯性成本,還會帶來隱性成本,且隱性成本遠遠大于顯性成本。環境政策的顯性成本每增加1美元,必然伴隨著9—10美元的隱性成本。如果把隱性成本考慮在內,環境政策對經濟增長有很強的拖累作用。另一些學者認為,環境政策會促進創新,提高人力資本生產率,從而形成補償機制,對經濟增長起到促進作用。Domazlicky、Weber[3]采用美國1988—1993年化工行業環境污染治理成本和生產率相關數據實證分析了環境政策和生產率之間的相互關系,發現環境政策沒有導致化工行業生產率的下降,生產率增長速度每年維持在2.4%—6.9%之間。

  Bovenberg、Smulders[4]把環境污染會影響消費者效用函數的觀點納入盧卡斯的人力資本模型中,發現投入要素(實物資本和人力資本)的積累和經濟增長不會因為環境污染存在而受到影響,假定污染會損害勞動者的健康,降低他們的學習能力,從而降低人力資本的累積速度。因此,環境保護雖然會因為擠出效應不利于實物資本的累積,但卻可改善勞動者的學習能力,提高人力資本的生產率,同時增加實物資本的生產率。環境保護的這兩種正面效果足以抵消它帶來的負面影響,因此經濟增長不僅不受影響,還有提高的可能。綜上所述,對環境可持續性政策的經濟成效,學界的觀點莫衷一是。

  持消極態度的學者認為,環境政策對實物資本的積累具有擠出效應;持積極態度的學者認為,環境可持續性政策可促進企業形成“成本洞穴引起的隧道效應”[5],產生技術優勢、品牌優勢、新的產品市場,促進人力資本積累等。事實上,環境可持續性政策對經濟增長的作用機制很可能是多種渠道的共同影響,不同類型的政策作用于不同類型的空間單元,可能會表現出相異的內在機制和最終趨勢。

  2理論框架

  2.1城市環境可持續性政策內涵

  環境與可持續發展在城市領域的實踐不斷深入,城市政府的環境治理方法已從傳統的環境修復、末端治理衍生出綠色新政、生態公民等新形式。根據這一發展趨勢,本文認為傳統環境政策的內涵越來越豐富,已演化為環境可持續性政策。城市環境可持續性政策是城市政府依據人類與環境可持續發展目標,在結合地方自然和人文背景并權衡多方利益的基礎上,制定和實施的解決環境—經濟發展矛盾的行動準則。它是可持續性政策的分支,主要關注環境—經濟之間的關系;也是傳統環境政策的延伸,在保護環境的基礎訴求上,追求環境—經濟的雙贏乃至社會結構的根本性變革。

  在外部性理論、循環經濟理論和生態現代化理論的指導下,以作用對象和治理目標為劃分依據,可將城市環境可持續性政策分為宜居環境政策、綠色經濟政策、生態社會政策。其中,宜居環境政策主要包括生態保護、環境修復、宜居城市建設、末端治理等內容,主要目的是提高環境質量;綠色經濟政策主要包括創建新興綠色市場、節約資源能源、發展綠色技術創新等方面,主要目的是實現環境—經濟的雙贏;生態社會政策主要包括生態教育和環保信息公開,主要目的是轉變居民的生活方式和政府的工作方式,構建面向可持續發展的社會基礎。

  2.2可持續性政策經濟成效的理論模型

  以波特假說為基礎,在生產函數中加入表征城市環境可持續性政策實施情況的制度因子,重點分析城市環境可持續性政策的經濟成效。綠色經濟政策對經濟成效的影響:總體而言,綠色經濟政策可通過開發新市場、塑造技術優勢、增加人力資本等促進城市經濟發展。“波特假說”就是從技術創新角度描述這一效應的理論之一,大量實證研究成果印證了存在促進作用[10-12]。以德國、日本等國家為代表的綠色新政和節能環保產業發展已取得不錯的成效[13,14],我國的循環經濟、節能環保產業正在成為一些城市和地區的新興經濟增長點[15,16]。

  然而,城市對綠色產業的重視會對其他產業形成擠出效應,從而也有可能對整體經濟績效產生消極影響,這顯然取決于城市的發展階段及其可選的主導產業。葛建軍等[17]通過對全國第一次經濟普查數據比較發現,在第三產業中行業利潤率最高的是信息傳輸、計算機服務和軟件業,其次是教育服務業,而商務服務業的利潤率排名較低(節能環保服務業屬于商務服務業)。賈利軍等[18]也發現,在所有工業領域中廢舊材料回收加工業的利潤率同樣較低。從經濟績效方面而言,綠色經濟政策可能并不適用于所有階段和類型的城市。

  因此提出以下假設:假設3———綠色經濟政策對城市經濟成效的作用受到城市經濟發展階段的影響;假設4———隨著經濟發展水平的提高,綠色經濟政策對城市經濟成效的促進作用逐漸減小。生態社會政策對經濟成效的影響:生態社會政策對經濟發展的影響作用較間接,環保意識的提升總體有利于經濟發展和環保保護的雙贏。在生態社會政策的影響下,民眾的環保意識與行動逐漸內化為社會資本。由于社會資本的加速積累,放松了依靠資源加速投入獲得增長的壓力,污染排放得以降低、環境質量得以改善。同時,改善的環境又對經濟增長帶來正向外部經濟效應,進一步降低了以資源消耗為經濟增長點的壓力,良性循環效應產生,這就是環保意識的提升驅動經濟增長的作用機理[19,20]。

  隨著城市社會經濟的發展,民眾的環保意識逐漸提高,這有可能影響生態社會政策的經濟績效。經濟情況較好的群體對環境質量的需求較高[21,22],匯集到區域層面,會呈現“為了環境保護,寧可放慢經濟發展速度”的現象。因此提出以下假設:假設5———生態社會政策對城市經濟成效的作用受到城市經濟發展階段的影響;假設6———隨著經濟發展水平的提高,生態社會政策對城市經濟成效的促進作用逐漸減小。

  3.2指標選取

  在城市經濟成效的門檻模型中,共涉及6組變量,各個要素的具體指標見表1。選取依據和數據來源為:①城市經濟成效。本文構建的城市經濟成效模型是基于生產函數擴展而來,因此采用應用最為廣泛的衡量區域經濟產出的指標GDP進行表征,數據來源于2017年的《中國城市統計年鑒》。②環境可持續性政策投入。

  本文從政策供給的角度對城市層面的環境可持續性政策進行定量化評價。在系統梳理國內外相關研究中涉及的城市環境可持續性政策和對長江經濟帶各城市《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三個五年規劃綱要》進行分析的基礎上,建立了長江經濟帶城市環境可持續性政策清單;根據規劃文本對每項具體政策的內容表述和篇幅實現每個城市、每項具體政策的定量評分;利用特定詞語在政府規范性政策文本中出現的時間、背景和頻次,提取政府的發展意愿。

  與此前的城市環境政策間接評價法相比,此方法更具有針對性、精確性和創新性。通過各種統計方法對政策文本進行內容挖掘,已成為近幾年人文社會科學研究的新熱點[23-25]。長江經濟帶各城市《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三個五年規劃綱要》文本主要來源于各省市政府網站的政務信息公開專欄。③資本投入。考慮地市級數據的可得性,資本投入指標采用城市固定資產投資額進行表征,數據來源于2017年的《中國城市統計年鑒》。④

  勞動力投入。勞動力投入指標用城市從業人員數量進行刻畫,由城鎮單位從業人員期末人數、城鎮私營和個體從業人員兩個統計指標加總而來,數據來源于2017年的《中國城市統計年鑒》。⑤技術投入。技術投入指標用科教類公共財政支出來表示,由公共財政科學技術支出和教育支出兩部分構成,數據同樣來源于2017年的《中國城市統計年鑒》。⑥經濟發展階段。經濟發展階段是模型中的門檻指標。根據經濟發展階段的理論和實證研究,常用的評價指標有產業結構、經濟水平、城市化水平、消費水平等[26,27]。也有部分學者從發展動力的視角,用人口增長率、制度水平、創新水平等指標輔助刻畫經濟發展階段[28-30]。

  本文選取產業結構指標作為城市經濟發展階段的表征。在實證研究中,第二產業比重和第三產業比重都是常用的產業結構指標。誠然,工業化進程及其帶來的產業結構升級對判定經濟發展階段非常重要,但第二產業在國民經濟中比重并非越高越好,實際發展中第二產業比重會出現拐點,先提高后降低[31]。因此,第二產業比重曲線的非單調性造成其并不適合作為衡量經濟發展階段的門檻變量。相較而言,第三產業比重指標可以克服這一缺陷。本文選擇第三產業比重表征城市的經濟發展階段,作為模型的門檻變量,數據來源于2017年的《中國城市統計年鑒》。

  3.3研究樣本

  長江經濟帶是我國“共抓大保護、不搞大開發”的生態文明實踐區,是在環境優先的前提下謀求高質量發展的先行試驗區,與環境可持續發展的內涵高度一致,因此十分適合作為城市環境可持續性政策的研究案例區。此外,在長江經濟帶內部,城市之間的經濟發展水平差異很大,是異質性區域的典型代表[32],可滿足門檻變量對于城市經濟發展階段的區分。本文根據《長江經濟帶發展規劃綱要》的界定,以長江流域9省2市為研究區域,包括上海、江蘇、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重慶、四川、貴州、云南的110個地級及以上城市。由于云南省臨滄市“十三五”規劃文本數據暫缺,予以剔除,因此實際考察對象為長江經濟帶109個地級及以上城市。

  4實證結果及分析

  利用R語言進行門檻模型的回歸分析,在程序運行時用懷特檢驗修正了異方差性,并且所有模型都通過了整體回歸顯著性F檢驗。利用Hansen[33]提出的Bootstrap法,進行反復抽樣1000次,模擬得到門檻效應的顯著性水平P值,從而找到最佳的門檻值。依據前文分析結果,將城市環境可持續性政策分解為宜居環境政策、綠色經濟政策、生態社會政策三類,分別進行城市經濟成效的回歸分析。

  5結論

  主要結論:不同類型的環境可持續性政策具有不同的經濟成效;宜居環境政策、綠色經濟政策的經濟成效受到城市經濟發展階段的影響,生態社會政策成效不受城市發展階段的影響。基于經濟基礎和產業結構的差異,對于處在經濟發展初級階段的城市,綠色經濟政策的經濟成效較好,可開發新市場、塑造技術優勢,為地方經濟引入新興增長點和活力;對處在經濟發展高級階段的城市,由于傳統高污染產業比重低,環境治理成本的制約作用減少,同時高端的知識密集型產業對環境質量存在要求,因此宜居環境政策的經濟成效較好;城市無論處于什么發展階段,都可通過實施生態社會政策,提升環保意識,積累有利于環境保護的社會資本,為社會可持續發展轉型積聚潛在力量。

  因此,處于經濟發展初級階段的城市應微偏重于綠色經濟政策和生態社會政策,大力實施綠色技術創新、鞏固綠色產業優勢,普及生態教育和環境友好的生活工作方式,謀求環境—經濟的雙贏。處于經濟發展高級階段的城市應更偏重于宜居環境政策和生態社會政策,著重提高城市的環境質量,在產業體系規劃時謹慎對待綠色產業發展,以良好的環境質量促進具有更高附加值且對環境友好的產業發展,并通過構建生態文明的監管機制和社會風氣,成為引領城市發展方式,實現可持續性轉型的先行示范平臺。

  參考文獻:

  [1]ElíassonL,TurnovskySJ.RenewableResourcesinanEndogenouslyGrowingEconomy:BalancedGrowthandTransitionalDynamics[J].JournalofEconomicGrowth,2003,115(6)∶213-241.

  [2]JoshiS,KrishnanR,LaveL.EstimatingtheHiddenCostsofEnvironmentalRegulation[J].AccountingReview,2001,76(2)∶171-198.

  [3]DomazlickyBR,WeberWL.DoesEnvironmentalProtectionLeadtoSlowerProductivityGrowthintheChemicalIndustry?[J].Environmental&ResourceEconomics,2004,28(3)∶301-324.

  [4]BovenbergAL,SmuldersSA.TransitionalImpactsofEnvironmentalPolicyinanEndogenousGrowthModel[J].InternationalEconomicReview,1996,37(4)∶861-893.

  [5]曹鳳中,吳迪,李京,等.循環經濟本質的探討[J].黑龍江環境通報,2008,32(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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