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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從競爭政治向合作政治的轉變

發布時間:2019-06-18所屬分類:文史論文瀏覽:1

內容提要:根據馬克思主義的觀點,自從人類社會分化出了階級和有了階級斗爭,也就有了政治。但是,在人類歷史的不同階段中,政治的性質和形式又是不同的。在工業社會這個歷史階段中,所建構起來的是競爭的政治,我們在習慣上也將其稱為民主政治。民主政治的

  內容提要:根據馬克思主義的觀點,自從人類社會分化出了階級和有了階級斗爭,也就有了政治。但是,在人類歷史的不同階段中,政治的性質和形式又是不同的。在工業社會這個歷史階段中,所建構起來的是競爭的政治,我們在習慣上也將其稱為民主政治。民主政治的“民主”一詞是與農業社會的“君主”政治進行比較時而作出的命名。這是因為,在近代早期的語境中,指出新建構起來的這種政治不同于君主政治是非常必要的。實際上,就這種政治的性質和表現形式來看,定義為“競爭政治”才是較為準確的。在近代幾百年的發展過程中,競爭政治的各個方面都得到了不斷調整,達到了非常完善的地步。但是,在全球化、后工業化進程中,特別是面對著社會所呈現出來的高度復雜性和高度不確定性,競爭政治遭遇了難以為繼的問題。如果說全球化、后工業化意味著人類歷史的一個新的階段的開啟,也就必然會要求終結競爭政治,并建構起一種新型的政治模式——合作政治。

  關鍵詞:競爭政治,合作政治,民主政治,社會轉型

文史春秋

  在對“政府改革”進行了反思后,新公共管理運動的改革理論家們提出了這樣一個問題,“我們已經變革了激勵機制,改變了組織結構,改革了行政體制——可如何進行文化變革呢?怎樣能使政府再造制度呢?一旦我們離去,如何才能確保組織不會重蹈覆轍呢?”①這顯然是具有戰略意義的思考,不過,我們也需要指出,以新公共管理運動的形式出現的改革,并未真正實現組織結構等方面的改革。雖然引進了企業家精神和競爭機制,對政府的流程也進行了調整,但在組織結構上,并未實現其“摒棄官僚制”的預期,更不用說行政體制的根本性變革和制度重構了。

  但是,從奧斯本等人在這里的設問來看,他們是希望制度層面能夠發生變革的,只是他們并未找到合適的出發點。現在的情況已經不一樣了。進入21世紀后,社會的高度復雜性和高度不確定性已經成為一個顯著的事實,成了組織活動以及全部社會治理活動的基本環境,以至于人們不得不思考新型的制度模式的問題。這樣一來,就把我們的視線引向了行政的政治生態方面——民主政治。

  其實,社會治理體系是一個整體,對它的小修小補可以在它的某個部分中進行,而在全球化、后工業化這樣一場根本性的社會變革運動中,必須從整體上去思考社會治理變革的問題。就工業社會中所建構起來的社會治理體系而言,其核心地帶就是民主政治,其他所有方面都或者直接地建立在民主政治的基礎上,或者以民主政治為存在的前提。所以,隨著改革的深入,必然會指向政治這個核心地帶。這是因為,只有在這個核心地帶中發生了變革,才意味著社會治理變革取得了積極進展。民主政治屬于競爭政治,它是適應競爭社會的要求而建構起來的。

  全球化、后工業化是一場從競爭社會向合作社會轉型的運動,必然會要求對競爭社會中的所有基本的方面進行改革,以求通過這種改革去建構起適應合作社會要求的社會治理模式。所以,從競爭政治向合作政治的轉變是全球化、后工業化運動中的一項基本內容。合作政治在根本上不同于競爭政治,比如,它不具有特定的形式和運行方式,也不受場所的限制,而是存在于合作行動之中的,是每一個合作行動者都通過自己的行動去加以詮釋的政治,是真正屬于這個社會中的每一個成員的政治。

  一、民主政治是競爭的政治

  在工業社會中,民主政治不僅是政治生活的形式,而且也存在于廣泛的社會生活之中。因為,民主政治是具有管理功能的。在社會生活中,“民主是一種社會管理體制,在該體制中,社會成員大體上能直接或間接地參與影響全體成員的決策。”②也就是說,民主不僅體現在政治生活之中,而且貫穿于整個社會生活之中。在每一個社會群體中,人們都希望和要求按照自己所理解的某種模糊的民主原則去組織行動。如果說在政治生活中,“民主政治的核心程序是被統治的人民通過競爭性的選舉來選擇領導人”③的話,那么,在社會生活中,民主則是一種組織方式。

  也就是說,在民主政治所包含著的管理維度中是沒有競爭的,而政治維度則是以競爭的形式出現的,而且在性質上就是競爭性的。在20世紀,民主政治的管理維度逐漸地獨立了出來,剩下的是由政治維度構成的完整的政治體系及其過程,而且都是以競爭的形式出現的。所以,民主政治實際上就是競爭政治,是競爭政治的同義語。當然,在管理過程中也會把民主政治的競爭性保留下來,用以解決管理過程中一些具有政治屬性的問題。

  同時,這也是管理系統與其政治生態保持一致性的一些象征性做法,目的是為了滿足人們根據政治的觀念去認識管理和接受管理的要求。就民主政治是一種競爭政治而言,必然包含著競爭方式的選擇問題。其中,斗爭就是一種最為基本的競爭方式。艾麗斯·楊說她一貫反對協商民主的一種假設,那就是認為協商對話這樣一種“具有合理性的、開放的公共辯論”一定是“有禮貌的、有秩序的、不帶感情色彩的和有紳士風度的論證。”④

  在她看來,因為“現代社會普遍存在著由于不公正、貪婪、偏見與價值差異而導致的沖突。民主政治是一系列將對他人的純粹排斥與敵對轉化為在各種可以接受的規則范圍內進行對抗的制度。”⑤人們之間的分歧,有一些是可以通過協商對話去加以消除的,而有一些則是不相容的,是需要通過對抗性的行動去加以表達的。對于這些,民主制度應予包容,也正是在這種包容中,把民主政治形塑成了有規范的競爭政治。

  在民主制度中,政治所要做的是把“敵人”與“對手”區分開來,當對手扮演了堅定的反對者角色時,不是將其消滅,而是要予以寬容,努力理解他們的要求、主張和思想,尊重他們的表達。所以,艾麗斯·楊認為,“在一種存在著各種社會群體、差異與重大的不公正的社會中,民主政治應當是一種斗爭的過程。斗爭早已不是處在與敵人對抗過程中的對峙,而是一種公民的彼此進行溝通性的接洽的過程。那些具有各種不同社會地位或者利益的人為提出某些議題而進行斗爭,其他人可能會由于那些議題而受到威脅,或者,他們可能只是認為那些不同的議題是更加重要的。

  一旦那些涉及他們的議題被納入到議程中,那么,公民們必須就那些相關的條款——他們將來要依據這些條款參與到那種議題中——與其他人進行斗爭,他們必須斗爭,以使他們的觀點能夠被他人聽到,同時也必須通過斗爭來說服他人。”⑥

  至于斗爭方式的選擇,只要合乎法治的要求,就應得到包容。一般說來,“由于那些處于不利地位的和被排斥的群體不可能等著那種程序變成公平的,同時也由于通常會存在著很多競爭性的利益與議題,所以,在各種不平等的情況下,那些處于被壓迫和不利地位的群體除了為爭取實現更大的正義而進行斗爭之外,別無選擇。”⑦“文質彬彬的、有禮貌的、溫和的協商對話”只可能發生在封閉性群體成員利益一致的前提下。

  在這種封閉性群體利益一致的情況下,也許他們之間就某件事如何去做會更好這樣一個問題有分歧,但對這類分歧,通過協商對話而不是斗爭的方式去解決,顯然能夠取得良好的效果。然而,社會現實卻不是這樣的,或者說,其一,封閉性的群體在現代社會并不常見;其二,在封閉性群體的成員之間有著利益一致性的情況下是否需要大張旗鼓地開展民主政治,也是一個可能會存在爭議的問題;其三,現代社會的排斥性壓迫結構是一個不爭的事實,制度性的不平等、不公正決定了民主政治在其制度無法充分提供平等、公正的情況下能夠容許被排斥者、受壓迫者自由地表達他們的意見,更不用說會容許他們去與排斥者、壓迫者開展斗爭了。

  正是在此意義上,應當承認“民主斗爭的過程是一種在針對各種社會問題及其被提出來的解決方案的辯論中與他人進行‘交戰’的努力,也是一種在解釋和證明他們觀點的正當性的提議中與他人進行‘交戰’的努力。在諸如此類的和他人就某些議題與結果進行辯論的過程中,那種無序的、混亂的、令人討厭的或者令人不安的溝通方式通常是必不可少的,或者是有效的因素。”⑧在這里,艾麗斯·楊所表達的是一種關于民主的經典性意見。

  可以認為,自從有了民主政治以來,人們都一直是這樣認為的,只不過協商民主理論為了話語功能的最大化之目的,在其所確定的或默認的理想條件中將民主政治中的斗爭忽略了。就此而言,艾麗斯·楊在對協商民主理論的反思中重新闡述民主政治的“斗爭容許”功能也是必要的,是合乎民主政治的要求的。事實上,民主政治本身在根本性質上就是一種對抗性策略的應用和施展過程,是在社會分化以及存在著不同階級和多元利益群體的情況下發明出來的一種理性對抗的活動方式。

  任何關于民主問題的探討和構想,如果回避了對抗和斗爭的話,就不能視作是在民主政治的主題下所進行的思考。在政治文明化的進程中,民主政治是迄今為止公認為最好的解決社會對抗的途徑。同時,也說明民主政治與對抗性社會的相關性,一旦社會對抗由于某種原因而退居到次要的位置,比如,社會的高度復雜性和高度不確定性把人類的共同命運問題推到了更高的位置上,即把社會對抗的問題從那個位置上推了下來,那么,民主政治賴以存在的前提也就消失了。

  當然,社會的高度復雜性和高度不確定性也可能導致人類對抗的加劇,如果是那樣的話,將意味著人類歷史的真正終結。在沒有了人類的情況下,僅僅屬于人類的民主政治也同樣不會存在。就工業社會的情況看,民主政治的常態是,“在政治爭論中,由于某些或者所有的競爭者不相信其他人會將他們尊重為政治平等的人,所以,討論通常會進行不下去。因而,在那里僅僅存在著權力政治。”⑨正是對這一基本事實的承認,艾麗斯·揚要求協商民主理論也必須在承認民主政治是競爭政治的前提下去設計協商過程。其實,如果溯源現代議會的開端,就會看到,互相對立的兩派是分別將對方稱為“托利”或“輝格”的。

  這已經為民主政治做了定格,即必然是以相互辱罵開場和脫帽互為致意離場。告別時的互致問候無非是為了下一次還能夠在同一場所見面,以便開始一場新的對罵。所以,當協商民主希望看到一副文質彬彬、相互尊重、自愿承認他人的景象時,不僅是對民主政治的改寫,而且是表達了一種否定民主政治的愿望。只要存在著利益沖突,只要存在著各種事實上的不平等,就不可能設想人們帶著平和禮貌的笑容進行協商對話。即便訓練有素的政治家會將其職業假面制作成和善可親的樣子,一旦進入辯論的過程,也會為了自己的職業利益轉而扮出兇相畢露的樣子,甚至會想出某些刁鉆的罵人詞語辱罵對方,以便能夠通過媒體而在社會中廣為流傳,以求在下一次選舉中獲得高票。

  總之,協商民主對協商對話過程的溫情期望本身就是不切實際的空想,是借了民主之名的反民主做法。“不吵不鬧不是民主”,而吵鬧的背后則是為了利益、權力等所進行的競爭,競爭就是民主政治的本來面目。一切對民主政治的改造,都不可能改變其競爭政治的性質。

  二、競爭政治自反中的政治轉型

  在政治—行政二分的理論視野中,政府是被作為行政機構看待的,即要求把政府所代表的行政與政治區分開來。這樣一來,我們在社會治理體系中就看到了競爭的政治與非競爭的行政(政治)兩個構成部分。雖然行政被看作是執行部門,即對政治部門通過競爭的方式形成的決策的執行,但是,行政所具有的對競爭政治的平衡職能也是一直存在的。也就是說,在民主政治以競爭的形式出現時,是讓非競爭性的行政部門發揮平衡作用的。這樣一種設計可以說非常完美。

  事實上,作為行政部門的政府,發揮著對民主政治以及整個社會的平衡作用。如果說民主政治與整個社會都是競爭性的,都是通過競爭而去證明自身的存在和獲得發展動力的,那么,把行政部門打造成一種非競爭性的存在,令其在競爭的社會發揮平衡競爭的作用,在設計思路上的確是無比精妙的。但是,這只能說明作為行政部門的政府只是一個特殊的政治部門,而不是能夠把它看作是政治體系之外的存在物。正如一架機器的某個平衡設置是這架機器的一部分一樣。

  事實上,在作為行政部門的政府是否屬于政治的一個構成部分的問題上,或者說,在政治—行政二分的觀點能否成立的問題上,是一直存在著爭議的。就實踐來看,在處理一些日常性的事務時,使得政府似乎不具有政治屬性,實際上,政府在處理這些與政治距離較遠的事務也是從屬于政治合法性的經營的。根據這種理解,那么,可以說政治與行政的區分更多地屬于策略性的安排。所以,幾乎所有對政府的調整和改革,也一直都是以直接的政治行動的形式出現的。

  三、在社會轉型中建構合作政治

  人文社會科學的研究已經形成了一種似乎不變的敘事風格,如果所探討的是某個地域性的問題,往往首先想到的是域外的情況,與域外進行比較,發現域外成熟的思想和操作經驗。比如,威爾遜在提出“行政學”的構想時,就首先把歐洲大陸搬出來。在中國的社會科學研究中,我們經常看到的是,如果社會科學的研究者所要解決的是一個新的問題,就肯定會問道域外或求助歷史。

  這一點對于中國學者來說非常重要,因為中國學者在探求真理方面明顯地存在著熱情不足的問題,而炫耀學識往往成了第一要務,域外以及歷史為中國學者所提供的恰恰是炫耀知識的廣袤空間。正是由于這一原因,在中國的學術作品中,幾乎在對現實的任何一項思考中都包含著對域外文獻和歷史經驗的梳理。

  就人類思想史來看,偉大的思想并不來源于那些科學研究或學術活動的競爭者那里,而是那些獨立于競爭系統之外、棄絕名利的人的創造物。雖然那些競爭者在競爭機制的驅動下也生產出了大量貌似有思想的作品,但距離“偉大”范疇的地標,總會有著較為遙遠的距離。所以,我們不認為競爭是推動歷史進步的根本性動力,更不是唯一性的動力。

  我們認為,競爭只是在工業社會的歷史階段中成了推動社會發展的動力。在全球化、后工業化所開啟的人類歷史的新的階段中,競爭不僅不會成為歷史進步的動力,反而會成為破壞性的因素。其實,即使在工業社會中,競爭的價值在社會生活的不同領域中也會有所不同。比如,在以家庭為核心的日常生活領域中,競爭是有害的;在基礎性的科學研究領域中,特別是對于重大的理論創新而言,競爭也無法起到積極的作用。

  相反,一切能夠被納入到競爭活動中去的科學研究,雖然也可以定義為科學研究,但只能說是平庸的模仿性質的科學研究活動,至多也是詮釋性的工作,根本不可能歸入重大理論創新的范疇。所以,關于競爭的社會價值和歷史作用都需要在具體的分析中作出評估,而不應籠統地對競爭作出無條件的肯定性評價。在我們的世界中,只有那些被宗教尊奉為最偉大的神才具有超越一切條件的價值。如果不存在著“競爭拜物教”的話,那么,競爭的價值就需要在具體的條件下去加以認識和定義。所以,無論我們對工業社會這個歷史階段中的競爭政治抱有怎樣的感情,在社會的高度復雜性和高度不確定性條件下,也必須將這種感情放置一邊,然后,去積極地參與到合作政治模式的建構中去。

  相關刊物推薦:《文史春秋》雜志是自治區政協主管,自治區政協辦公廳主辦(2001年9月前由文史資料委員會主辦)的一份月刊,是自治區政協宣傳政協的一個窗口,是進行愛國主義教育,鞏固和擴大愛國統一戰線,為社會主義兩個文明建設服務,"存史、資政、團結、育人"的一塊園地。《文史春秋》于1993年底創刊,為16開雙月刊;2002年1月起改為16開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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