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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爾斯《正義論》的法治思想探究

發布時間:2019-07-02所屬分類:文史論文瀏覽:1

[摘要]法治是羅爾斯公平正義的社會方案的重要組成部分。法治同正義、自由和善都具有緊密的聯系,并在相互關聯中形成一個良序社會。羅爾斯通過原初狀態和無知之幕確立了兩個正義原則,法治則以兩個正義原則為基礎,強調對社會成員基本自由尤其是政治自由的維

  [摘要]法治是羅爾斯公平正義的社會方案的重要組成部分。法治同正義、自由和善都具有緊密的聯系,并在相互關聯中形成一個良序社會。羅爾斯通過原初狀態和無知之幕確立了兩個正義原則,法治則以兩個正義原則為基礎,強調對社會成員基本自由尤其是政治自由的維護。立法機關通過法律的方式將公共善運用到社會制度之中,并保障個人善在合理生活計劃中的實現。羅爾斯的法治思想對新時代中國社會主要矛盾的解決提供了有益的參考。

  [關鍵詞]法治;正義;自由;善

思想政治

  自古希臘以來,思想家和治國者都注重良法的制定和實施。柏拉圖著作中前期與后期思想的變化,體現了從人治到法治的轉變。亞里士多德在《政治學》中,對不同政體下的法律做了描述。近代以來,主張自然法的霍布斯和洛克認為自然狀態中的人們需要一個強制力的保障以維護自然權利。工業革命后,達爾文在自然生物領域提出進化論,隨之對經濟領域產生了深刻影響:亞當·斯密主張自由市場經濟、穆勒倡導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的功利主義。

  這些理論受到學界的支持,也遭到反對。為了提供另一種更適合的理論,美國學者約翰·羅爾斯從社會制度入手,提出了公平的正義觀,旨在上升和抽象傳統的社會契約論形成更公正的正義論。在正義論的體系中,正義原則作為根本性的指導,囊括了社會制度的諸多方面,其中所涉及的法治思想在西方也自成一派。法治同正義、自由以及善的關系問題,為正義原則所支撐的骨架搭建起了筋骨,使公平正義的體系更為堅實和可行。

  一、公平的正義觀

  “正義是社會制度的首要德行,正像真理是思想體系的首要德行一樣。”①為何“正義”被優先考慮和權衡?羅爾斯認為,社會是由一些個人組成的聯合體,這些個人既存在利益一致的典型特征,也存在利益沖突的典型特征。當利益一致時,社會合作會使得每個人過上比獨自生存更好的生活;但當利益沖突時,利益分配問題會成為阻礙進一步合作的障礙。在正義原則指導下的社會,將會是一個良序社會(awell-orderedsociety)[1]。在一個接近正義的社會,“正義原則在很大程度上被公開地承認為自由和平等的人們之間自愿合作的根本條件”②。因此,某種正義原則就成為確定社會合作的利益和負擔分配的解決方案。

  基于羅爾斯的理解,正義的首要問題是社會的基本結構(thebasicstructure)。更準確的說,正義的主要問題是關于社會主要制度對基本權利和義務的分配問題,以及社會合作所產生利益的劃分方式。為了論證正義原則的選擇,羅爾斯設計了“原初狀態”(originalposition)。“原初狀態”主要受洛克、霍布斯等人“自然狀態”的影響而產生,僅僅是一種純粹的思維假設而非實然存在,設計初衷在于避免由出生造成的不平等。

  原初狀態下的各方被設想為是有理性和相互冷淡的人,每個立約者都是自由且平等的。同時,為了排除各種偶然性因素的影響,羅爾斯設立了“無知之幕”(veilofignorance)以確保大家只能在一般考慮的基礎上對原則進行選擇和評價。在“無知之幕”中,人們具備對于人和社會的一般性常識,但是對自己在社會中的地位、天資、所處社會的環境等具體境況并不知曉。

  他們必須在“無知”的條件下,依據人的本性和理性選擇一些原則,以此確立一種讓人們在走出“無知之幕”后普遍同意和一致接受的原則,以使無論他們生活在哪個世代都能在這些原則所導致的結果下生活。在“無知之幕”中,每個人的基本狀況都是相同的;走出“無知之幕”,即是從理想走向現實,世界充滿了不確定。因此,由原初狀態和“無知之幕”中選擇得到的正義原則,能夠使人們廣泛的認同和接受。

  經過反思的平衡和深思熟慮的判斷,人們最終會從諸多原則中選擇兩個正義原則,即自由平等原則和差別原則。正義原則會對選擇何種政治憲法和主要經濟、社會體制起調節作用。兩個正義原則以詞典式次序排列,具有不同的優先性:自由平等原則優先于差別原則;公平的機會優先于差別原則。自由平等原則主要應用于政治領域,目的是要保障所有人的基本自由和權利。

  差別原則主要用于與經濟和社會相關的制度和政策方面,既承認差別的存在,又兼顧最少受惠者的利益。對最少受惠者的照顧,在于通過補償或再分配使社會的所有成員都盡可能處于更平等的狀態,以此實現整個社會的公平。羅爾斯將正義區分為實質的正義和形式的正義。

  實質正義的實現有賴于與社會基本結構相適應的原則,即兩個正義原則;形式正義排除了某些重要的非正義,因而是正義實現的必要補充。在羅爾斯看來,法治是適用于法律制度的形式正義,是“公平的正義”的重要組成部分。因此,兩條正義原則高于國家、先于憲法,國家基本結構的設計與憲法的制定、具體法律的頒行,都應當以它們作為指導。①

  二、法治與正義

  自古以來,正義一直是個人道德與政治生活的討論主題之一。亞里士多德認為正義主要指向個人的行為,而在近代思想家看來,正義多被用作評價某種社會制度的道德標準。[2]正義作為一種理想追求,能否從個人品質延展到社會制度也引發了學者們的質疑和討論。[3]學者哈耶克認為,社會并非個人,因而不適用被“正義”形容,否則便導致了“范疇謬誤”。

  但羅爾斯認為“正義”一詞可以形容多種事物,而社會正義則是更為根本的,《正義論》中討論的正義更是聚焦于社會的基本結構。在某種社會基本結構之下,每個人與生俱來不同的自然天賦和社會地位影響著在所處社會生活中的最初機會和未來前景,這就需要有某種正義原則來保障社會基本結構是最為合理的、最被大多數人所接受的。

  因此,羅爾斯提出了“正義的優先性”問題,規定了正義作為社會制度首要德行的重要性。既然羅爾斯的理論圍繞社會正義構筑,那么不難理解羅爾斯關于法治的精神同樣圍繞正義目標的實現而展開。“一個法律體系,是一系列強制性的調整理性人的行為并為社會合作提供某種框架的公開規則”②。

  羅爾斯認為,當這些規則本身正義時就能夠構成合法期望的基礎。這些規則成為人們相互信任的基礎,也成為人們的期望沒有實現時提出反對的基礎。法律體系的特色在于它可以控制廣闊范圍、調節其他團體的權力以及保護利益的基本性質。羅爾斯認為,這些特征直接反映了一個事實:法律確定了所有其他活動都在其中發生的社會基本結構。

  因此,法治是羅爾斯公平正義的社會方案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羅爾斯主張,公平正義的實現必須依靠法治予以保護。為此,羅爾斯提出了法治的四個準則,即“應當意味著能夠”“類似情況類似處理”“法無明文不為罪”以及“某些自然正義觀的規定性”準則。對理性人而言,法律秩序是一種公共規則體系。在整個社會基本結構的正義追求下,這些公共規則體系同樣需要遵循某些正義的準則。如果一種法律體系偏離正義,那么就會遭到質疑:它是否是作為一系列旨在推進獨裁者利益或仁慈君主的理想的特殊法則的對立面而存在的。

  “某些法律和制度,不管它們如何有效率和安排有序,只要它們不正義,就必須加以改造或廢除。”③兩個正義原則確定之后,被具體地應用于制度設計過程時,還需要經過三個階段。首先,是立憲階段,這一階段將正義原則確定為憲法原則,既保障人們平等自由的參政權,也要使人們明確的服從正義原則約束的合法性。在立憲會議中,各方的目的是找到最可能產生正義而有效立法的憲法。

  這一憲法的建立既需要根據社會的一般事實,也能夠充分滿足平等自由原則。由于任何政治過程都不能保證按照其制定的法律將是正義的,所以憲法仍會存在不完善之處。但在環境允許的范圍內,憲法盡可能地確保了一種正義的結果,因而憲法本身仍是正義的。其次,是立法階段,這一階段是對兩個正義原則的具體貫徹,在制定正義立法的標準中,每個理性立法者都要根據他所認為的最好的符合兩個正義原則的觀點來選擇法律和政策,最終通過每個人出色地運用正確原則形成深思熟慮的集體判斷。最后,是執法與守法階段,也就是法律的適用階段,公民有遵守法律的義務。

  三、法治與自由

  羅爾斯的正義論有著西方自由主義的思想傳統。就整個傳統而言,大致分為兩個陣營:古典自由主義和新自由主義。前者持“消極自由”的觀點,認為要維護個人自由就要盡可能減少外界的干預,尤其要減少政府或者國家的干預;后者持“積極自由”的觀點,主張個人自由在于獲得自由去做某些事情的權利和能力,國家應積極的予以推進和保護,如福利國家的建設。

  羅爾斯第一個正義原則實質上是重申了個人自由的首要價值,第二個正義原則則是在新自由主義者所主張的“公平的機會平等”的基礎上,提出了天賦和資產的平等共享,從而為保護弱者提供辯護。第一個正義原則優先于第二個正義原則,也就意味著自由具有優先性。這種優先性包含兩個層面的含義,一方面,自由的價值高于一切,不受任何東西的限制,自由只能因為自由本身而被限制。另一方面,自由與經濟利益之間不可交換。也就是說,任何社會經濟利益的補償都無法彌補違背自由平等的代價。

  因此,功利主義以犧牲少數人利益來獲得最大多數人利益和幸福的觀點當然地受到了羅爾斯的拒斥。羅爾斯認為自由不是個體任憑主觀意志的肆意妄為,而是“制度確定的多種權利和義務的復雜集合”①。如果法律規定使得做某事恰當,其他人就有不去干涉的義務;而如果自由的界限是模糊的、不精確的,那么人們就會對行使自由懷有擔心,這種合理的擔心會導致對自由的限制。羅爾斯認為,人們為了切實擁有并實現這些自由,良序社會中的公民一般都會要求維持法治。

  因此,羅爾斯明確強調了法治原則在理性人為自身所確立的最大的平等自由的協議中具有堅實的基礎。“限制自由的理由來自自由原則本身”。在第一版的《正義論》中,羅爾斯羅列了基本自由的清單:政治自由、良心的自由與思想的自由、人身自由與擁有個人財產的權利、法治概念所界定的不受任意逮捕及拘禁的自由等。羅爾斯所闡述的關于法治的四準則既保證了對規則公正的、正常的實施,也體現了法治對自由的密切聯系,更對社會基本結構施加了不可忽略的約束。其中,羅爾斯尤為注重法治對政治自由的保障。

  羅爾斯認為,憲法既是社會結構的基礎,也是調整和控制其他制度的最高層次的規范體系,因此,每個人都應該具有同樣的途徑進入憲法所建立的政治程序中。羅爾斯強調,一個民主政權必以言論、集會、思想和良心的自由為先決條件,因此,某些自由特別是言論自由、集會自由、組織政治團體的自由應該受到憲法的堅決保護。這就意味著,即便是反對派的意見也得到了充分的尊重。民主政權給予民眾了解政治事務的渠道,社會個體可以評價那些影響自身福利的提案以及旨在推進公共善觀念的規則。

  社會按照正義程序的規則來尋求公民的認同,以確保政治自由的公平價值能夠實現。霍布斯認為,如果沒有某種權威性的力量作為約束,人們會成為被自然激情控制的動物而使自然法(諸如公道、正義、慈愛等)成為空設的一紙空文。[4]受霍布斯思想的影響,羅爾斯認為由于理性人之間缺乏完全的相互信任感,如此可能導致對其他人是否履行了某種職責和義務的猜疑,進而可能導致合作體系的崩塌。

  因此,在一個良序社會中,為了社會穩定性的實現及社會合作體系的運行,在尊重和保護個體政治自由的同時,政府的強制權力在某種程度上也是必需的。為了消除人們對其他人可能不遵守規則的擔憂,政府強制實行一個公開的懲罰體系。在某種程度上講,有效刑罰機構的存在是為了保障人們相互之間的安全和信任,否則人的自由領域同樣不可靠。

  羅爾斯認為,“一個遵守已公布的法規的人不必害怕對他的自由的侵犯”②。否則,正義的人處于相互畏懼的環境中,也有可能陷入長期敵對的不自由狀態。如果規則不清,自由的邊界便無法確立,因此有學者認為“法治愈是健全,形式正義愈是明確而嚴格,人們的自由便愈是有保障”①。

  四、法治與善

  在關于“什么是善”的問題討論中,大致可以分為兩個主要的思想流派:目的論和義務論。兩者的區別聚焦在對善和正當何者更為優先的討論上。目的論者認為善具有比正當更為優先的地位,善是人們追求的首要目標;義務論者認為正當優先于善且不依賴于善。[5]羅爾斯的思想雖然更傾向于義務論者的觀點,但仍在社會結構的正義框架內對基本善的觀點進行了多方面的論述。功利主義者認為,為了社會上大多數人的利益而犧牲小部分人的利益具有正當性,然而在現實的社會生活中,人人都不想成為小部分的犧牲品。

  如何在社會范圍內最大限度的實現個體自由發展、個體選擇何種生活計劃最為合理等問題,都需要考慮“善”,這意味著善的問題囊括了社會的善和個體的善。羅爾斯所期待的善既要具備道德中立性,也要借助于正當的和正義的原則,由此他對善做了兩種區分,一是善的弱理論,二是善的強理論。

  善的弱理論用來解釋原初狀態中人們對于基本善的合理偏愛,并且將這種理論作為支撐來說明人們之所以在原初狀態中選擇正義原則的理由,因此,善的弱理論主要體現在社會公共善的層面。善的強理論針對社會個體而言,個體成員所選擇的合理生活計劃必須與正義原則相一致,“無論我們的具體環境如何,我們的生活方式都必須始終同獨立地達到的正義原則一致”,②因而人的善也同樣是受約束的。

  對社會整體而言,善的問題集中體現在公共善的討論方面。決定社會政策的權力在于一個代表機構,這個機構是制定法律的立法機關而不是簡單的咨詢機構,最終要向選民負責。政黨為了得到民眾的支持,必須提出某種公共善的觀點。公共善的考慮包含權利和自由、機會和權力、收入和財富以及自我價值觀等方面,這是善的弱理論。公共善為正義論體系中正義原則的達成提供了最初動機上的保證。

  對于社會中處于最不利地位的人,羅爾斯通過公共善的方式對其作出了享有平等的基本權利、自由和機會的保證。對立法機關而言,只有在“無知之幕”中對公共善予以充分的考量,才能在程序中保障“公平的正義”理念的實現。通過作為程序的法律,立法機關將公共善的道德原則現實化為公平正義,最大程度的維護社會正義。然而,公共善也并非越多越好。這些基本善是一種滿足公民個體能夠在社會中平等地享有自由權利的東西,因此,當人們獲得需要的基本程度后,更多的自由和權利就變得沒有意義。

  對個體而言,善的問題主要體現在合理生活計劃的選擇上,一個人的善取決于他根據理性所選擇的最適合的合理生活計劃。我們根據一個受正當原則約束的合理計劃,可以把“善”視為那些在我們的活動和目的中占有重要地位的某些特征。不論選擇何種生活計劃,也都應該受到法律的保護,反過來說,社會個體也有尊重并遵守法律的義務。

  五、結語:對法治中國的借鑒意義

  法治,是人類政治文明的重要成果。亞里士多德認為,在國家的政治生活中,法律是正義的化身,是維護國家秩序的保障。同樣的,在羅爾斯的哲學框架內,法治與道德倫理的聯系也十分密切,其初衷是為人類能夠在良序社會中更有尊嚴的生活提供另一種可行性選擇,因而也代表了對社會制度理想追求。這些理論和原則,為當前我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提供了某些有益的借鑒和參考。

  參考文獻:

  [1]JohnRawls.ATheoryofJustice.Cambridge:TheBelknapPressofHarvardUniversityPress,1971.

  [2]亞里士多德.政治學[M].北京:商務印書館,1965.

  [3]楊玉成.大家精要羅爾斯[M].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11.

  [4]霍布斯.利維坦[M].北京:商務印書館,1985.

  [5]姚大志.善治與合法性[J].中國人民大學學報,2015(1):46-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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